姜颖 李文超：算法解释义务在司法适用中的规则构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将“提高人工智能可解释性、透明性、安全性”作为开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表现为人工智能中算法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可解释性，是人工智能技术可靠性和正当性的基础前提。但由于算法技术黑箱化、商业利益保护以及法律规范针对性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算法解释的行为定位、解释限度以及操作规则等尚未明确，仍无法作为一种算法治理的有效工具。当前，算法黑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类型算法的黑箱属性强度不同。伴随着算法透明度、算法进入权、算法解释权等概念相继出现，解释算法已成为算法治理乃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

本文在人民法院案例库、法答网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算法”“解释”为关键词进行案例检索，并结合其中4个典型案例，对算法解释义务相关案件及问题展开类型化分析(见表1)。在司法实践中，算法解释义务的适用情况具体如下：

1．算法解释类案件分布集中，并获得实质认可

算法解释义务的争议集中分布在名誉权侵权、网络服务合同、个人信息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等六类案件。这些领域的共同特征是算法决策对用户权益或市场竞争具有实质性影响。在相关案件中，裁判文书的表述从“披露义务”到“算法解释义务”过渡，体现法院对“算法解释义务”的态度已从说理性回应转向功能性构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的实施，算法解释义务的司法适用将进一步向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延伸。

2．同类案件裁判规则有待统一

在实践中，对算法解释的性质与举证责任存在不同理解。在案例一和案例二中，法院将算法解释义务作为判断平台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核心标准，认为算法服务提供者需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不能以“商业秘密”“自主经营权”为由抗辩。而案例三、案例四则认为不存在算法解释义务，如算法解释与商业秘密保护存在冲突，不支持单一用户的算法解释诉求。

算法解释是否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中仍存在较大争议。“算法解释权”这一概念在2018年实施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首次出现，其序言部分第71条“获得对决策进行解释的权力”及正文第22条“数据主体有权不服从完全基于自动化处理(包括用户画像)作出的、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或类似重大影响的决策”中基本勾勒出算法解释权的框架。

我国法律虽然并没有“算法解释(权)”这样的直接表达，但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的规定，个人信息主体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说明对其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自动化决策，并享有相应的拒绝权。这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表述大体一致，但不同之处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增加了“有权要求”“有权拒绝”等赋权性表述。该条款被认为是算法解释请求权的法律依据，进而被视为人格权益“权利束”的一部分。值得探讨的是，该款规定隐含的“算法解释权”是否为实体性权利，行使请求权又可产生何种法律效果等。因此，无论是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还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其对“算法解释权”的内容描述都仅是宣示性或抽象性规定，权利性质并不明确，内容相对模糊，缺乏具体适用规则，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算法解释的司法审查失范。

也有学者反对“算法解释权”的存在，认为算法解释是由一系列规范组成的义务体系，并非一项单独的权利。主张“算法解释权”作为理论概念，无法在《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得到验证。其主要依据即认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是通过第13－15条、第22条和序言第71条组成的告知体系承担算法解释的功能，实质属于算法解释作用的规范体系。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中对算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算法解释权在权利设置上完全可以被知情权所吸收，没有必要再另行增设算法解释权。从权利救济的角度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规定对算法服务相对方获取救济并无实质性帮助，相对方仍应通过行使其他请求权得到救济，算法解释权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规定实质上是信息处理者的事前算法解释义务，而非单独算法解释权利，属于从行为规范角度对个人信息权益的特殊保护。

2021年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曾规定，算法服务提供者须以显著方式告知用户算法服务情况，并公示算法基本原理等，且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用户有权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予以说明。但在正式颁布的版本中，上述条款内容修改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用算法对用户的权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依法予以说明并承担相应责任”，将算法解释赋权性的规定修改为算法服务提供者的义务。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法理还是现有立法中，均无法推导出算法解释权这一具体性权利及配套的权利救济规则，算法解释权仍停留在抽象性或宣示性规定中，不能把算法解释看作静态的、孤立的和绝对的实体权利，而应将其视为一项具有交流性、相对性和动态性等特征的程序性权利。算法解释请求权并非赋予算法相对人获取算法核心技术细节的实体权利，而是保障其在算法决策影响自身合法权益时，获得必要程序参与、权利救济的程序权利。对此，应建立起一套面向算法决策的技术性正当程序，而算法解释义务的研究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实践视角。

1．算法解释义务与注意义务之争

算法解释义务法理根基在于知情权的延伸与技术民主，聚焦于技术逻辑的披露与可解释性，通过算法解释义务的履行，赋予个人对自动化决策的“可追溯性”和“可抗辩性”。而注意义务法理基础是危险控制理论与报偿责任，“是判定其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进而构成间接侵权的关键因素”。同时，算法解释义务与注意义务也存在相关性：一是义务主体的重叠性。例如，平台在公开推荐算法的同时(履行解释义务)，需通过内容偏好可视化评估功能过滤低俗内容(履行注意义务)。这种义务的叠加，体现了算法治理中“透明度”与“风险控制”的双重要求。二是举证责任的联动性。例如，平台若能提供算法匹配规则的技术说明(解释义务)，可作为其已采取技术防范措施(注意义务)的证据。反之，若无法解释算法逻辑，可被推定未尽到注意义务。

2．算法解释义务与证明责任之争

算法解释义务聚焦算法运行的透明度义务，而证明责任是举证责任的分担，即当“事实真伪不明时的不利益风险在当事人之间应当由谁来承受”。